根据公开消息，「反截访」发起人赵振甲将于8月11日在辽宁抚顺开庭受审，年过70的访民赵振甲今年2月在北京被警方扣押，遣返原籍辽宁省后以「寻衅滋事」罪遭到刑事拘留并被逮捕。他在今年年初发起联署要求改革中国大陆信访制度，并把联署信邮寄给习近平。与此同时，经常帮助访民申冤的屠夫吴淦涉嫌「煽动颠覆」一案也将于8月14日开庭，由于当局宣称案件内容有机密信息，因此审判将会秘密进行。笔者认为，上述两案的判决结果将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当今中国现行的「信访制度」其本身，并不是一项现代法律制度而是一种封建专制残余思想和现实专制社会利益冲突无解的产物。此外，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并没有法律层面的信访法，只有国务院颁布的信访条例。所谓的「信访」本来在文革之后至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已经日渐式微，然而随着专制复辟以及官僚权贵日益成为一个阶级，既得利益集团尾大不掉又死灰复燃起来。
现代文明国家的政权体系，一般通过「三权分立」达到保障人权为核心的权力制约机制，行政权、司法权乃至立法权泾渭分明，根本不需要一个「活稀泥，权责不清」的信访制度装点门面粉饰和谐。可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专制传统的社会，「信访」也许是朝野两方面的共同需要，不仅一些繁雍的官僚阶层需要有用武之地，制造问题和解决所制造的问题，还有很多体制豢养的学者需要有饭吃研究一些假问题。在民间的一方面，总要给从基层各级地区到中央一些希望，这就导致信访不断发展壮大还衍生出一个部门。可以说信访制度的存在是有利于专制统治的，而在专制权力集团内部从中央到地方就产生诸多利益分歧，信访既作为打击重点维稳对象的依据，也作为当权者内斗的一种手段。
笔者认为，信访关键问题在于没有硬性的法律责任、法律后果、法律期限、责任主体等。不单国家、政府设有信访机构、窗口，司法机关、政府部门也普遍设有信访机构、窗口给外界一种大家都很努力工作的印象，从中央到地方整个政权都发生了泛信访化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制统治者从上到下官僚们的心态。当然信访制度时常被专制统治者用来忽悠底层百姓缓解社会对立的手段，比如2013年出现的禹州截访案，北京一中院的法官完全是奉命审案，尽量减少该案的违法代价实际让司法为地方渎职背书，明明信访局长、管信访的禹州市领导以及北京截访部门构成滥用职权、非法拘禁、玩忽职守罪，案卷中存有信访单位的截访预算和人员值班安排以及信访领导与截访执行者的通话记录等证据，案件最终结局不顾受害人及律师的申告只象征性的判了几个保安、临时工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官媒则大肆鼓噪吹捧法治、改革等政绩，又一次演绎了「底层奴隶相残，青天大老爷拯诸屁民」的老把戏。
自当局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并构建起严密的「维稳体系」以来，大量上访人员遭到截访残害。尤其是北京臭名卓著的马家楼、久敬庄长期非法拘禁关押上访者成为一条地方到中央的截访产业链，豢养了大量闲散人员。沈阳的「马三家」则以酷刑昭著于世，都是由信访引发贪官污吏的灭口报复所产生的。由此可见，信访制度越来越成为维稳体制的重要一环，各级官僚往往在信访过程中塞进私货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更有甚者，国家信访局与地方官员做交易，对上访人网上登记，再由地方政府花钱销号。换而言之，地方政府和信访局搞权钱交易。上边表面上要求地方解决访民诉求，暗地里却包庇地方。国家信访局通过销号方式赚地方的钱，形成灰色产业链。国家信访局此前曾爆发系列窝案。原国家信访局副局长许杰被控受贿的610万元中，就有550余万元是通过销号敛财。
不过，2015年5月2日发生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的一起枪击事件，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访民徐纯合倒在了警察暴力维稳的枪口之下，关于他死亡原因当局与民间各执一词，引发巨大的关注与争议。然而，这个被维稳体制所屠杀的上访者，被捏造成「恐怖袭击者」，乃至于整个政权机器为警察开枪背书，指鹿为马。「枪」这一问题从地方到中央、从政法到宣传宣传机器紧密结合，不惜一切代价镇压民间抗议，并由此引发之后震惊全世界的「709大抓捕」——上百位中国大陆的律师、民间人权捍卫者、以及他们的亲属，突然遭到警察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失联、约谈、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5个，因此受影响人士前后多达319人。
当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随着当局对民间维权抗议活动镇压力度的加剧，民间人士的「信访」活动也在升级。「信访」成了一种行为艺术——把握话语权揭露曝光贪腐、专制黑暗、假法治、凝聚团结民间力量广交天下朋友的方式。2017年8月2日，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访民，到北京一中院起诉中共国家信访局局长舒晓琴。有访民表示，要赶在中共十九大之前，对一些不作为的部门官员进行起诉。他们要求见院长，依法立案。辽宁丹东访民姜家文表示：「舒晓琴是共产党这个邪恶组织的挡箭牌，共产党设置的信访局本来是阻止上访的局，在欺骗全世界人民，不单不作为，反而镇压迫害上访人，所以必须起诉舒晓琴。」
随着当下社会矛盾加剧，当局更要以「维稳」的名义进行打压。很多访民不仅遭遇暴力截访，非法拘禁和酷刑虐待，甚至被罗织各种罪名逮捕判刑。因此，信访部门本身就是中共的一个钓钩，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渠道。可以说维稳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信访制度，在「信访」起初的收集各地方访民信息建立重点人黑名单到最终采取实名制管控按图索骥。与其说「信访制度」是人民解决问题的方式，倒不如说是专制解决人民的方法。
洞悉「信访」这一「中国特色」的现象，现代社会与合格公民必须尽早告别这种违法违背现代文明的陋习，不要再自欺欺人，通过增大违法成本，降低维权成本找到出路。这条路就是民间联合起来一起维权——从个别经济权利、人身权利到公民的政治权利、普世人权走向自由民主之路！